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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沒有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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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陶傑

自從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現代化失敗,原因之一,可以歸納為中國人社會無法出現「知識分子」,中國歷代相應的只有「士大夫」。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與「士大夫」(Chinese Imperial Scholars)不同。士大夫有循中國國情發展的軌跡。孔孟春秋時代的士大夫,反而最接近西方知識分子,知識人和君王之間可以「坐而論道」:孟子與梁惠王對話,魏徵向唐太宗質疑時政,其時中國的古典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思想自主權,即使後來儒家發展了君高於臣、父高於子的等級文化。

這一點,台灣歷史學者許倬雲認為與北宋開國的趙匡胤陳橋兵變、「杯酒釋兵權」有關。宋太祖之後,中國的士人矮了一截,無法像俄國托爾斯泰、法國伏爾泰一樣,在政權之外,擁有思想言論的自主權。

其中的科舉制度,是約束中國士大夫,無法轉型為知識分子的原因。為國家服務,亦即為君主家天下服務。即使能為君主家天下服務,也要通過科舉考試,殿試閱卷後決定名次的,還是皇帝本人。

中國的民間讀書人(Commoner Scholars)要晉升為士大夫(Imperial Scholars),其中要科舉制度的加持。能進入翰林院,獨立人格已經閹割了一大部分。

所謂知識分子的道德勇氣,在中國人社會從此成為問題:忠君先於愛國,而愛國的那個「國」,不是現代意義的 State,其實是朱姓皇帝或愛新覺羅的家族朝廷(The Imperial Court)。「家天下」或「一黨專政」的「黨天下」從未真正向「國家」完成轉型,例如軍隊就從未「國家化」。

英國人參照了中國的科舉,在英國設立民官考試。辦法是將科舉制度的優點,注入於根本不要求獨立思考、只須中立處理政務的文官的選拔方式。換言之,英國的內政大臣、國防大臣、外交大臣,不從科舉民官考核制度中產生,而另在民間選舉中產生。議員又成為內閣,內閣做了首相與大臣,則由科舉制爬上來的官員,不需要獨立思考;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內閣,擁有獨立思考即可。

但中國人社會不同:科舉制度的讀書人在功名後成為士大夫,上有帝王家族,世代壓抑,中國人社會則不可能出現伏爾泰和托爾斯泰。

唯一例外是民國的北洋時代。因為沒有了帝制,地方割據,北洋政府頭目俱是軍閥,反而能以最大的胸襟尊崇知識分子。閻錫山、張宗昌、張作霖,奪得權力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辦學。辦學則須以知識人為獨立權威,因此中國人社會三千年,自春秋戰國之後,以北洋時代最多西方意義的知識分子,否則不會有五四。此黃金二十年之間,民國之思想最活躍,中西論說最能交融。

今日大陸的任志強許章潤等,再「敢言」也在「黨天下制度」的籠子裡。他們最多也只能以蘇東坡或魏徵自居,但侍奉的皇帝又與唐宗宋祖之類不同。

至於香港,殖民地教育,英國人提防知識分子質疑其管治的合法性,對於錢穆與牟宗三雖有疑忌,暗中還相當欽敬。

香港一百年來出現律師和醫生,則只是「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本身又依從英國殖民地政府安排的立法局、行政局、馬會、馬主的一條成功途徑向上爬,也未能出現真正的知識分子。年輕時參與讀書會的司徒華不算。

中國人無法現代化的悲劇,在於 Scholars、Intellectuals、Professionals 這三個英文詞彙之間無法交融而轉化。這是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大綱目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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