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倒下？清零到底在清什么？穷、服从性、病毒三角、大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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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
看到有人发文章说：
中国大陆有些地区动态清零效果好，是因为你穷，
而动态清零在香港上海效果不好，是因为已经不那么穷。
封门封户，在香港做的到吗？
上海经济全国第一，自己做生意的人自然就多，封门封户，做小生意的人怎么活？
说中共抗疫全球第一，那是忘了还有北朝鲜比你更第一。
——你是动态清零，人家是静态清零，效果更好。你按下葫芦起来瓢，人家那是一潭死水，纹丝不动，原因很简单，他比你更穷。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也算是一针见血，
——虽然我觉得用词是有点牵强的，
因为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个穷不穷的问题，
毕竟，在当权者的话语中，“穷”这个定义是个可以各说各话的事。
比如在美国的最低贫困线，正常的4口之家低于$27,750（阿拉斯加是$34,690，夏威夷是$31,920）的话，就是妥妥的“穷人”，可以申请一大堆的福利。
——换成中国的人民币的话，大概是家庭年收入18万，在中国，这个收入就肯定不是“穷人”。
这种在中国能够实现“动态清零”的原因，确实是与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的经济收入与经济流通还处于相对低的水平有直接相关。
但是，在我看来，能够所谓的“动态清零”，这不仅仅是经济（穷）的问题，所谓的是服从性/奴性的问题。
——也就是经济流通，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民众的自由意志/公民意识的成长。
服从性
历来威权政府所最恐惧的，就是民众的自由意志/公民意识。
因为威权政府之所以能够继续维持威权，就在于需要将“服从性”时时烙印到民众的脑子里去。
“服从性”是直接与“自由意志/公民意识”相对立的。
民众如果饭吃饱了，就会要求其它的东西
——比如要求自由，要求自主权，要求这要求那的，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听话”。
威权世界下，只有尽可能把人压缩到只有生存需求，而没有意志诉求的程度上，把人的自由意志最小化，把人被物化成象病毒一样只知生存，不知意志的情况下，“服从”就自然产生了。
中国的传统是威权世界，所以是痛恨这种吃饱的事的，
在流传到今天的古话里面，温饱之后呢，是没有好话，比如“温饱思淫欲”，
人们被教育成直接忽略了另外一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所以历朝历代，包括老毛时代，都讲究不能让被统治的“老百姓”真正吃饱，着实可悲。
——北朝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高度“服从性”的国家，民众始终有着“饿”的威慑，所以就特别地“服从”，所以金三胖的威权统治才能继续。
自然的，北朝鲜的“疫情”，那是直接不存在的。
同样的，之所以CCP要在上海作妖，让上海吃饱惯了的民众挨点“饿”，之所以一定要把上海的“疫情”——这个几乎没有重症的大流感，大张旗鼓地强压下去，
也正是要打压上海这种“国际化都市”背后所滋生的民众的自由意志/公民意识。
要把上海这种最接近公民社会的现况打压下去，用服从CCP——其实就是一尊的个人意志——来替换上海民众的自由意志/公民意识。
之所以我将“疫情”加了引号，是因为经过2年多的变异后，新冠已经按科学规律变异为大号流感。
——这个科学规律，就是我们所说的“病毒三角定律”，或者说是“病毒三角平衡”，“病毒不可能三角定律”。
病毒三角
科学常识很重要。
科学告诉我们，病毒，做为没有意志的低等生命是要服从的——必然要服从“病毒三角定律”。
就象宏观世界的物体运动要服从牛顿三大定律一样。
病毒要么是高致死率+高传染性，但一定变异性极低。
要么是高致死率+高变异性，但传染性一定极低。
要么是高传染性+高变异性，但致死率一定极低。
比如象天花，传染性很高，同时致死率很高，但是天花从不变异，在自然情况下，只能感染人类。
——极其罕见的次天花病毒，则非常温和。
正是由于天花从不变异的特性，人类在与天花共存了几千年后，终于一步一步地试错出天花的疫苗
——从最早危险的人痘接种术（公元前1000年），到后来的牛痘接种术（1800年），最后的痘苗病毒接种。
在联合国宣布消灭天花后，1986年，所有国家均停止了常规天花免疫接种。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在手臂上就没有象我们这一代人有的一个接种天花留下的疤痕。
顺便说一下，天花是人类唯一“清零”的病毒，没有之一。
同样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麻疹，到今天还没有“清零”。
按照病毒三角定律，自然条件下，是无法产生高传染性+高变异性+高致死率的病毒。
换句话说，新冠在自然条件下的变异，在演变为新冠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的过程中，达到了高传染性+高变异性的同时，它的致死率必然大大降低。
现实中的奥密克戎（Omicron）引发的重症很低，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所以，对于一个致死率很低，如同大号流感的新冠奥密克戎，CCP却如临大敌，大张旗鼓地搞“运动式清零”，搞“挨饿式清零”，这就完全不符合科学规律了。
这已经不是为了防疫而防疫，而是为了政治而防疫，甚至是在搞一个大型的“服从性”训练了。
大型“服从性”训练
民众不能吃饱，吃饱了就要自由，
但如果把民众饿死了，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官逼民反的事。
所以，“服从性”需要不断地试探民众的底线，需要不断地进行“训练”。
反正，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终究是民众来承担，而得到的威权统治的好处，则完全是由统治者所享有，对于统治者来说，还有比这个更有诱惑力的么？
“服从性”训练的核心，一是制造恐慌，二是剥夺权利。
通过不断的恐吓，夸大威胁，从而让民众的大脑无暇思考，从而乖乖地上交权利。
——美国的民主党左派，也是这么干活的，这也是我长期以来所说的，左派威权政府的典型行为。
比如中国官方始终在反复强调新冠的危险，听起来似乎比所有的其它病症都可怕。
然而，上海的“疫情”10万新冠感染者，其中重症有几个，死亡有几个？
制造恐慌还不够吓住民众的话，就人为地制造危机。
就象现在上海一样，
现在在上海，似乎只有新冠是病，其它的都不是病，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得给新冠让路，这合理么？
恐慌所达到的服从效果是短期的，所以需要“剥夺”来强化与固化。
把一条狗好好饿它三天，三天不够再加十天，十天不够再来十天，在不导致狗的死亡情况下，剥夺它正常的食物来源，然后再给它一盆屎，它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会赞美主人的仁慈和伟大，会坚定地毫不动摇地相信并证明屎是地球上最美味最有营养的。
正如我常常说墙内民众多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样，
通过各种强制手段
——强制核酸、强制隔离、强制X码等一系列铁腕手段之后，
你会发现如果同意你出一趟小区时，你会感到是莫大的幸福，而不是认识到你的自由，你的公民权利已经被侵犯到千疮百孔。
经过了多次的良好的“恐慌”+“剥夺”的训练后，经过了不断地重复训练，你就会感恩“国家”，感恩威权，感恩统治者。
你会感恩统治者的“恩赐”，而不是认识到是“侵犯”，自然的，你更加不可能把自己当成原本就拥有权利的现代公民。
在中国大陆的“防疫”，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的“服从性”训练。
任何在大陆的“防疫”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焊门窗，比如让人挨饿，比如强制小区封锁，比如把婴儿与父母强制分开，比如整个小区被集中被拉走，比如随意侵犯个人财产（包括任意扑杀宠物），比如可以随时强制排队核酸，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行为，如果在其它正常时候发生的话，我们会觉得是极度残忍，毫无人性的残忍，会感到被侵犯，会反抗。
但是在所谓的“疫情”下，突然间就“合理化”了，从而就试探出了民众的底线。
比如在美国，焊门窗是绝对不可接受，也绝对不可能出现，但在中国，就可以出现，这就试探出了两国民众的底线的不同。
在中国大陆，统治者试探出了民众的底线——为了“抗疫”，为了“国运”，为了某个宏大目标，可以突破一切底线，可以付出一切代价，绝对服从，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绝对奴隶，让所有被统治者无条件地、潜意识地、开心地接受自己成为“不惜一切代价”中的那个“代价”。
清零
清零，
清的不是病毒，因为高传染性+高变异性的病毒永远无法清零。
这是个违背科学规律的事。
那为什么CCP，或者说是独裁者一尊的意志，为何如此执着于不可实现的“清零”？
那是因为需要不断地打压民众的自由意志/公民意识，需要不断地反复训练，从而不断地确保“服从性”，确保压制住了民众的自由意志/公民意识。
这样才能确保威权统治。
所以，欧美的放开，一定要攻击。
欧美的新冠死亡，一定要夸大宣传，至于欧美的新冠死亡的统计口径与中国不同，坚决不能告诉民众。
而香港这种不得不放开的事，就更加需要夸大宣传死人的事，至于香港的新冠死亡统计口径是与大陆不同，这个自然也是坚决不能告诉民众。
所以，上海，这个最接近公民社会的地方，要打压，要清零。
民众的自由意志要清零，
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要清零，
民众的基本的公民权利要清零，
智商清零，人性清零，公民意识清零。
如果民众不清零，一尊就要被清零了。
所以，经过了两年，病毒毒性降低了，怎么办？
制造恐慌，继续训练
——训练到改变了你的思维模式，从正常理性中跳出，忘记你的公民权利，剥夺你的自由意志，最终让你只剩下“服从”。
到最后，牵一只鹿到你跟前问这是什么动物的时候，你会脱口而出那个标准答案。
历史
中国历史上，多的是这种“指鹿为马”的荒谬。
中国的文革更是典型。
老毛为什么一定要文革，搞运动，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呢？
就是因为老毛知道要时时让民众清零，这样他才能继续稳坐权力宝座上，而不被清零。
一旦被统治者（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老人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所以要不断地训练。
不能太饿着了，饿死差不多了就要收手安抚一下，然后再搞个运动再搞一下。
通过这样不断地制造敌人——美帝国主义，右派，走资派，反革命派等等，不断地搞批斗，举报，不断地人为制造恐慌。
久而久之，民众一边面临着“饿”的威慑，一边忙着应对批斗举报，最后民众的思维模式就被训练成从正常理性中跳出，忘记自身的公民权利。
一边被剥夺民公民权利，一边对老毛三呼万岁。
这样的人，被扭曲了思维，理解不了正常的公民社会，理解不了公民权利，反而把不正常视为正常，把独裁者当成救星，当成神。
这也是那些崇拜老毛的乌有之乡的蠢货们存在的原因。
这种疯狂当然是不可持续，所以到了最后，CCP在老毛死后，不得不改换道路，才有了继续执政的可能。
但左派政党的问题，永远都是“只有更左，没有最左”。
这刚刚安分二十年，文革的诱惑又开始时时出在统治者的脑子里。
于是就开始各种试探性的训练了。
相对应的，这些年，墙内民众的粉红们，也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训练中，越来越多了。
直到最后，这些民众们，张口而出的，是洗脑后的标准答案的“厉害了我的国”，“制度优越性”。
所以，上海为什么倒下？
——因为上海不符合一尊的训练标准。
清零到底在清什么？
——清掉民众的自由意志/公民意识。
牵一只鹿问这是什么动物？
——马。
